產業創新是新政府必須嚴肅以待的課題。就競選政見而言，新政府所提出的五大創新研發產業包括：綠能科技產業(節能、創能、儲能、系統整合)、亞州矽谷(物聯網、智慧城市)、生技醫藥研發(醫藥、醫材、檢驗)、國防產業(航太、船艦、資安)、智慧機器創新產業(工業4.0)，表面上與目前重點產業的差異不大，只有國防產業較為特殊。然而，關鍵不在於產業項目是否一樣，而在於產業發展模式和路線的選擇、產業創新議題的掌握和有效解決。

「超越追趕」(post catch-up)的發展模式
       台灣過去的產業政策是「經濟追趕(catch-up)期」的產物，以研發補助、(投資、研發)租稅減免和產業輔導為主要的工具，大抵上是供給導向的；需求端往往取決於國際供應鏈的B2B需求或國際市場的出口。近年以韓國為主的學術界興起「超越追趕」(post catch-up)的理論思辯，探討後進國家如何在一些領域成為全球創新的先驅。韓國學者1認為：「超越追趕模式意味著在缺乏模仿機會的變動競爭環境中，後進國家建立新的技術軌跡和創新成效」。我們2參考這個定義，曾經提出「超越追趕」的概念架構。對後進國家而言，要能夠在某些領域有開創式的創新績效，必須有一些前提條件，如機會之窗(a window of opportunity)和產業轉型的洞見願景(insightful vis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但是由於缺乏模仿機會(因為即便先進國家可能也仍然在摸索中)，所以「超越追趕」模式必然面對著產業發展層次的「模糊前沿」(fuzzy front-end at the industrial level)；包含不確定性(uncertainty)、模糊性(equivocality)、複雜性(complexity)等問題。因此，「超越追趕」模式必須面對不同於經濟與產業追趕時期的創新系統運作與議題。
       同樣地，在競選政見中新政府也強調未來產業政策的主軸要跨出計畫補助模式，主動創造媒合，包括：1.需求媒合：強化科技研發方向與社會具體需求之間的連結；2.在地媒合：擴展產學研和不同社群的連結網絡，增加研發成果的創新應用機會；3.聯盟媒合：以議題為單位，形成跨領域合作聯盟，支援解決方案商業化。他們也強調：「需要主動為研發所對應的在地內需命題，形塑社會生活的願景樣貌，以採購解決方案和補助系統研發的方式，加速科技應用的系統整合。」這些看法扣合著最近常見的「生態系」(ecosystem)；而且是有效串連新型態供需關係的生態系觀點。

「生態系」觀點的詮釋
       最近，生態系或生態鏈(圈)成了產業創新的熱門名詞，反映在討論產業創新時，很多人已經不再只是考慮供應鏈、價值鏈而已。儘管已成為經典名詞，但是「生態系」對產業創新的意涵其實還可以進一步地推敲。
       生態系往往包含多種元素、有多種利益關係人，彼此糾結在一起。以生態系來看產業創新，就不會只是技術而已，利益相關者之間也不會只是敵對競爭。美國的經驗更顯示熱帶雨林(rainforest)比林相單純的「人造林」(plantation)更有助於創新；如同生物多樣性之於生態系的重要性。我們曾看過一些智庫同儕以產業聚落觀點來詮釋和觀察創新的生態系，但認為不應只是如此。產業聚落比較是事後的觀點，生態系觀點則要求我們從創新的價值主張與格局，以事前和較上位的角度，來檢視可能多方連結的利益相關者和如何形塑供需配適的環境與氛圍；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原本無關的利害關係人。
       整體而言，生態系創新觀點提供一個不同的視野與角度去設計與推動創新、去結盟多元的利害關係人，藉此我們可能可以看到不同的創新圖像與可能性和結盟利害關係人的機會。典型的案例是物聯網領域常為人所提及的一種營運/結盟模式：「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反映「出人意表之外新利害關係人」(new stakeholders “outside the box”)相互結盟所形成的創新營運模式。再者，美國的經驗也突顯一些值得借鏡之處。首先，成功的生態系需要有社會與行為的改變。其次，各利害關係人要追求新的ROI，不只是傳統的投資報酬率，而是「參與報酬率」(return on involvement)。A-Team繼供應鏈整合後，在台灣以生態系觀點，整合多方利害關係人合力培育市場和自行車騎乘生活型態的努力，可以充分體現「參與報酬率」的價值；「成就大我，而小我可藉此獲利」，並藉此鞏固生態系中各種利害關人的連結關係。
       此外，生態系創新觀點需要創新者能有效發想與應對廣義的「顧客空間」(customer space)(參見圖1)。新政府強調「由未來需求驅動創新」，若單以本國人口數或消費能力來看，台灣的需求與市場的確有其侷限性，但是以總體經濟而言，外人在國內投資與消費都是內需的一部分，這些是部分小型經濟體成長的選項之一，例如新加坡、澳門，乃至於瑞典與芬蘭；而這牽涉到發展模式的選擇3。更重要的是，「殷切的需求」(demanding need)可以是創新的驅動力，這是一些國家成就「小國大業」的基礎，包括以色列的資安與節水農業、新加坡的海水淡化技術與港口管理服務業。

       這種需求導向創新並非只是指出市場/社經需求進行研發而已，需求導向必須能夠有效釐清社會經濟條件所形成「邊界條件」
(boundary condition)4，以引導如何適切地解題；以系統化及需求驅動的方式解決社會與經濟所面臨之挑戰。為此，需要在明確的研究目標下，展開各個研究課題或分項的結構關係、調和解題方向和設定系統整合的介面(interface control)，藉此在研發過程中促成各種領域的對話與整合。
       以物聯網特別有關的系統性服務創新為例，需求面傳統的焦點是客戶需求，這多與體驗經濟、痛點等方面有關。但是要營造或壯大創新生態系，則需要有效處理與應對「消費者行為」和「社會介面」(social interface)。消費者行為不僅是設計創新的重要考量因素，而且如美國經驗顯示，成功的生態系需要有社會與行為的改變。例如，台灣ETC的普及率已經超過九成，而且可以跨越高速公路的藩籬，發展成以車輛為中心的物聯網商務(如停車、加油、得來速收費)，但高速公路的收費是強制性的，ETC若要擴大市場空間則需要將商務的決策權交還給使用者。「社會介面」可定義為經濟活動推向社會與市場之重要互動連結關係，是創新能否有效成形和拓展的關鍵。例如，韓國海關Medical Visa通道與整型醫療服務輸出密切相關，藉此可以解決「入境韓國一個面孔，出境是另一個面孔」的問題；韓國甚至於最近發現外國人入境韓國接受整型美容後，因容貌改變後，新增難以返國入境的困擾。因此，生態系不能簡約為產業聚落。
       換言之，創新科技要能夠擴大應用、形成具有營收模式的商轉與產業化成果，不能僅止於處理技術研發或形成生產供應鏈的相關議題。還需要處理外在條件的配合，例如：法規、制度等，這些可統稱為「社會介面」。因此，目前業界對於新政府的期待已不只是研發創新，更在於法規制度的調整；例如，有業界反映：物聯網發展需要政府提供場域，但政府要開放場域會涉及公務體系較僵硬的採購法問題，過去以工程採購為主要構想的採購法，已無法因應服務採購或資訊採購所需。聚焦在社會介面的有效連結時，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是：發展體驗經濟相關服務業、系統解決方案、乃至於創新生態系不能只是單一部會的政策，需要跨部會合作；特別是來自於目的事業主管部會的企圖心。
       這些配套措施不僅是創新生態系與新營運模式「擴大營運規模」(scale-up)和「橫向應用」(scale-out)必須努力之處，而且也需要跨計畫甚至於跨部門的整合作為。質言之，在實現經濟與商業效益過程中，系統性創新和營運模式創新仍需要考慮消費者行為加以調校，而且要能夠透過建立社會界面配套和有效移除產業化過程的「制約因素」，以促成經濟和產業效益。尤其，單一路徑的創新商業化或產業化不一定可以達成預期的效益規模或商業獲利樣態，所以生態系內的主要成員也需橫向開發其他應用的可能性，甚至於產生一些「非預期的應用」，這牽涉到擴大科技應用或創新營運模式雛形能否有效「擴大營運規模」和「橫向應用」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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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Choung, J.-Y., H.-R. Hwang, and W. Song (2014), Transitions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Latecomer Countries: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 World Development, 54, 156-167.
2 Chen, S.-H. and P.-C. Wen (2014), Post Catch-up with Market Cultivation and Product Servicizing: Case of Taiwan’s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Indus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KAIST, Korea.
3 就「全球資源整合者」發展模式而言，台灣是「外向型」，新加坡則是「內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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