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日韓政府與企業在印尼新近佈局
王文岳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佐克威與工業4.0

       東南亞國家在過往十年維持了高速的經濟成長，晚近則以強化自身的「連結性」（connectivity）為目標，透過基礎建設的發展，使自身的市場與全球運籌邏輯（global logistics）有更佳的整合，在這樣的思唯下，東南亞國家重大基礎建設案雲集。最顯著的案例，就是高速鐵路、市區鐵路、橫貫鐵路、港埠建設等重大建設項目，這些重要基礎建設是國家長期經濟發展之關鍵，工程經費高，政商網路複雜，甚至成為政治角力的場域。由這個角度而言，印尼自佐克威總統主政以來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為了克服自身「連結性」（connectivity）不足的問題，佐克威總統（Joko Widodo）戮力推動基礎建設，預計在2019年之前投入約5400萬億盧比用於基礎設設，除了積極推動工業4.0以外，高鐵、爪哇島幹線鐵路、策略港埠等重要交通基礎建設的發展，似乎前景無限。然而，印尼的工業4.0計畫能否成功，端視印尼能夠克服兩個長期存在的制度性問題。
       第一、政策的延續性：與多數的民主國家一樣，印尼的執政者自然有其關注與推動的核心政治議程，然而，對於之前執政者所殘留下來的工程項目，卻可能棄之不顧，造成政策的延續性不足。明顯的例子，就是前任總統尤多約諾與日本親善，日印雙方在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以及西爪哇芝拉瑪亞太型港灣建設計畫已達成協議，然而，自 2014 年 10 月佐克威上台以後，原本預定由日本承建的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計畫由中國政府得標，新港計畫也被凍結，此類案例不勝枚舉，政策延續性不足，使得外國政府在印尼投資格外謹慎，對印尼的國際信譽提升亦有影響。
       其次、外資的重要性：印尼自有資金不足，即使是基礎建設計畫，在國家財源不足的情形下，80% 的開發資金必須依靠民間投資的方式，經濟成長高度仰賴外資投資帶動的情形甚為普遍。印尼政治變動因素複雜，即令總統的政治承諾亦難保實現，佐克威任內甚至強調印尼將減少過度的審核與許可，以重振外資信心，然而，由於基礎建設的推動在路線的規畫與土地的取得上高度仰賴政府排除投資障礙，因此佐克威總統的政治意志格外重要。
 
印尼的工業發展與地緣政治
 
       印尼的工業發展在國家職能不足的情形下，遇到多重的發展障礙，曾發生國內印尼研究學者戴萬平教授所稱的「無科技的工業化」問題。以被稱為火車頭工業的汽車產業為例，起源於 1929 年的印尼汽車產業是東南亞的先驅之一，再加上印尼具有東南亞最多的人口基數優勢，印尼的汽車工業理應具有稟賦優勢。然而，印尼的鄰國汽車工業發展模式取得的進展似乎都較印尼成功，泰國透過與跨國公司合作成為日後的「亞洲底特律」，馬來西亞以經濟民族主義的精神建立了自有汽車品牌「寶騰」（Proton），印尼的汽車產業發展遲緩，落後於泰國與馬來西亞之後。同樣的例子，亦常出現在其他領域上，在外資帶動與自主發展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印尼始終處於鐘擺狀態，延誤了印尼經濟起飛的契機。佐克威總統上台以後推動的第四代工業化進程（工業4.0），聚焦於 5 項主要技術：網際網路、人工智慧、人機協作、機器人科技、掃描與3D列印技術。根據這5項技術，印尼將全面在食品和飲料工業、紡織與服裝工業、汽車工業、化學工業和電子工業等5大製造業的技術層次，然而，佐克威總統能否克服印尼的政策延續性及外資信用等問題，仍是印尼經濟發展的關鍵。
       在這個角度上，印尼重大基礎建設工程的推動，無法脫離印尼與中日兩國之間的互動。佐克威任內推推動高鐵、鐵路、港埠等重大工程，與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甚為關鍵。在雅加達與萬隆之間約140公里的高鐵工程上，預估耗質超過50億美元。此一工程預設為引進日本新幹線系統，佐克威上台以後在中國的強勢拉攏下，由印尼政府不用揹負財政負擔的「公私夥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財務方案得標，印尼與中國國有企業合組「印尼–中國合資高鐵公司」負責興建與營運。然而，由於高鐵建設的土地取得不易，中國要求印尼政府必須100%取得土地徵用才能予以貸款，未料合資公司一再虛報徵用進度以取得中方的貸款，實質上徵用僅完成55%，導致工程延宕兩年尚未動工。印尼的高鐵工程會不會重演泰國鐵路因土地取得與延遲付款而陷入的困境，尚待觀查。
       至於爪哇島幹線鐵路則負責連接雅加達與第二大城市泗水，由佐克威總統指明日本為合作對象，同時日本還取得貨櫃港口巴丁班港口項目，似乎有平衡中日關係的意味。長達 750 公里的幹線鐵路工程為透過電氣化提高列車行駛速度，在財務上，日方主張以日元貸款為主，印尼方則主張採用公私夥伴關係財務方案以降低政府負擔，由於中方高鐵貸款進展不順利，佐克威政府內部轉而支持計畫緩慢但實現率高的日本工程，此一處理方式可以看出印尼政府在重大工程決策上的政治性。
 
 韓國的印尼佈局
 
       印尼重大基礎建設決策過程政治性極強，而作為另一積極投入印尼市場的「中型強國」–韓國的策略或許對台灣較具參考價值。韓國社會近年因競爭壓力過大，因此出現「逃離韓國」的青年共識，「地獄朝鮮」（헬조선））、「自殺共和國」等說法，透露出韓國激烈的生存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在寅總統宣佈了「新南方政策」，宣稱將東協提升到等同中美日三大貿易夥伴的第四夥伴，此一背景似乎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新南方政策重點之一的印尼於 1973 年與韓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後，彼此之間的往來並不熱絡，主因在於印尼同時與兩韓維持外交關係，除了韓國樂天、韓泰輪胎、三星、LG、越亞與現代等大型集團以外，韓印雙方較為具體的民間交流，仍是韓流晚近崛起的結果。2012 年大型經紀公司 SM 娛樂在雅加達舉辦的 SMTOWN Live World Tour III 吸引了龐大的印尼粉絲，展現了韓國流行文化在印尼的吸引力。
       2017年11月，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印尼以後，將雙邊關係提升為「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外交國防2+2會議，將軍工領域作為雙邊戰略合作與互信的重點項目，韓國除了協助印尼發展潛水艇、第五代戰鬥機（KFX/IFX）以外，浦項鋼鐵集團（POSCO）也與印尼國營鋼鐵合資成立新鋼鐵廠，展現提升雙邊關係的誠意。韓國新南方政策強調「人民、和平與繁榮」（ People, Peace, and Prosperity）所構成的「3P原則」，但實質上，仍以既有的《韓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為基礎，擴大韓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在協助東協國家的「連結性」（connectivity）之建立上，韓國將在越南建設捷運、在印尼建築鐵路，將首爾市捷運系統技術輸出到人口過度密集的東南亞國家。在能源問題上，韓國也與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合作設立發電站，在印尼巴丹島的《自立發電工程》上，進行再生能源的開發。在水資源管理上，韓國也將與印尼、泰國，寮國及菲律賓進行水資源合作，提供技術與管理模式推動東協國家的水資源利用。最後，在智慧通訊上，韓國將分享其擁有的世界級通訊技術基礎，大力推動東協國家智慧訊息與資訊產業的發展，將協助印尼在明年亞運會時舖設通訊網路，應用 5G 行動通訊技術，協助印尼數位基礎建設的完善。
       整體而言，在韓國政府的帶動下，韓國重要產業集團紛紛前往印尼擴展商務。連象徵軟實力的「樂天影業」（Lotte Cinema）也取得印尼娛樂產業執照，準備仿效韓國 CJ 集團在越南的成功經驗，在印尼推廣韓國電影、建立電影院院線、積極擴展印尼電影市場商機，同時結合飯店、百貨、超商、餐飲及電影院的大規模聯合開發，以奠定樂天集團在印尼市場之基礎。
       比較日本與韓國在印尼暨東協的發展情形，推動新南向政策已有2年時間的台灣，在進入東協的基礎建設市場上，仍必須尋求切入管道。在中日韓競相進入此一市場的競爭之下，預估 2020 年東協國家的基礎建設需求商機高達1兆美元，到了 2030 年將上漲為3.3兆美元，市場潛力驚人。面對中日韓國有企業與大財團的競爭，台灣雖有中鼎、泛亞等知名工程公司早已佈局，但政府更為強烈的支持，放寬銀行海外授信，支持台商前往東協開拓市場仍有必要。此外，台灣無法參考中日競爭大型基礎建設之佈局，但可參考韓國參與越南與印尼都市捷運的方向，思考台灣在東南亞的定位。事實上，台灣捷運工程在新加坡媒體的大肆報導下，已被視為東亞捷運工程的頂級標竿，信譽卓著。台灣解決台北交通的成就，頗適用推廣於印尼都會區，如有政府金融支援，挾技術優勢，應有競標印尼捷運工程之空間。